女工们的既要和又要

来源: 2021-11-05 12:02

  女工们的既要和又要

  林月脑中的父母,被她10岁的那一年,分成了两种样貌。

  在那之前,他们模糊、遥远。在广西农村的家里,他们是墙上一张黑白半身合照,是忽然到来又很快消失的来访者。他们在广东中山打工,一年回家两次,停留一个多星期。

  10岁那年,林月和姐姐、弟弟被父母从老家带出来,再也没有分开。父母的形象逐渐清晰、真切起来。5口人住一间出租屋,睡上下铺,条件艰苦,但母亲常做美味的白斩鸡,一家人围在一起吃。

  林月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,给超市上货、去饭店传菜、在流水线加工食品。尽管工作总是很辛苦,但当了母亲之后,她坚持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。

  她一直记得,小时候和亲戚生活在一起,自己早早“懂事”,习惯做家务,想要一把瓜子都不会开口。她不想让孩子经历这些。

  但对林月来说,带着孩子,找一份兼顾家庭的工作并不容易。

  需求

  回想童年时代,冯家淇觉得父母一直在忽视自己。

  父亲外出打工,母亲在村里经营小卖部,“人和店几乎不分身”。她提的需求,母亲总以“忙”为理由拒绝。她和同学闹别扭,把事儿憋在心里,“他们没空听”。

  孩子总会记得那些父母以为再小不过的事,比如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热播,冯家淇想要一件印着主角形象的衣服,同龄人是家人陪着去选,她只能等待父亲把衣服带回来,没得挑。

  后来,冯家淇也当了母亲,有机会弥补那些“遗憾”。她常常花几个小时给孩子读书,小儿子喜欢日本动漫人物奥特曼,她就买回印着相关图案的儿童服装。

  除了需要当好母亲,冯家淇还需要工作。在小儿子上幼儿园之后,她开始重新寻找机会,“自己赚钱给孩子花”“买东西不需要向谁解释”“吵架时不止老公一个人能拉高音调”。

  28岁的黄春花也曾因为生育停工4年。她回忆,那段时间自己在朋友圈里是“隐身”的。买菜路过曾经就职的工厂,她会多看两眼。家庭开支,女儿优先,她的喜好留在购物车里。

  有时她经过家附近的奶茶店,看到排队等候的年轻人。这个从前最喜欢喝奶茶的女人只会看几秒,然后离开。她想念“金桔柠檬茶”的味道。

  流传在女工之间的故事包括,有人停工全职育儿,给小孩买奶粉、尿不湿,会被丈夫抱怨“钱花那么快”;有人在超市购物,丈夫拒绝为其选购的物品埋单。

  这些故事总是与“独立”“尊严”有关,但更多时候,女工们生育后重返流水线,是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,增加家庭收入。

  在湖北,一个名叫向京艳的45岁女子创办了武汉“加十分”服装工厂,专门招收“妈妈”,3个厂区有200多名女工。在其他企业“用工荒”的时候,这家工厂曾一天接到8个求职电话。

  在向京艳接触到的求职者里,有本地人生了孩子不想外出,也有来自福建、山东、云南的女人,带着孩子找出路。有人打来电话时在哭,一个贵州的单亲妈妈说,要带孩子,要给母亲治病,想举家前来,“你这里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”。

  向京艳记得,厂里的一名女工生完二孩,孩子刚满月就来上班了。她说,丈夫一人的收入不够,自己要赶紧赚钱。干了几天活儿,她体力跟不上,只得回家。可没过多久,她又回来了。

  向京艳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出生后,她和丈夫到外地工作,把孩子交给老人。后来,大女儿常说自己是“留守儿童”,对父母的印象是“离去的背影”。于是,第二个女儿出生后,向京艳辞工在家,待了两年多。

  湖北是务工人员的流出地,打工的母亲总要面临那道选择题,让孩子成为“留守儿童”,还是让自己成为“全职妈妈”。

  困难

  第一次怀孕时,冯家淇在一家玩具厂工作,拿打胶机粘塑料房子。车间异味重,需要加班,她辞职了。5年后,她重新开始找工作,面试时,只要一提孩子小,机会就变得渺茫。

  一次,她去一家床垫经销公司竞聘销售员,面试官问她“你能出差吗”,她说“试试看”。对方反问“你有两个小孩,怎么试”。

  她很沮丧,接下来的半年不再去找工作。她偶尔打点零工,但拼订单的工厂经常加班,服务业没有“朝九晚五”,小作坊没有五险一金。她试过把孩子托付给婆婆,每晚10点下班回家,孩子已经睡了。

  38岁的李淳是单亲妈妈,一个人带6岁的女儿。她做过销售员,开过服装店,自称曾当过一家美容院的中层管理者。丈夫有了婚外情,她希望女儿“在更有责任心的环境里长大”,选择离婚。为了多陪女儿,她在离家不远的药房里看店。药店一般夜里11点30分打烊。有时候,她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,忽然接到外卖订单,得坐在店里等骑手。

  她又辞职了。

  在她看来,孩子上幼儿园之前需要好好陪伴,上了小学晚上得辅导作业,这仿佛都是妈妈们责无旁贷的事。为了兼顾家庭,女工们只能拼命寻找那些时间灵活的生计,有人在村子附近做撕纸箱胶带的工作,边看孩子边干活儿,两天挣50元;有人早上5点起床,骑三轮车赶到集市上摆摊卖衣服,中午回家带孩子。

  她们没有亮眼的学历,谈不上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。很多人从没仔细想过职业规划。

  有一次,林月送完孩子,看到路边一所幼儿园招保育员,她忐忑地打去电话,结果被录取了。她把孩子也转进这所幼儿园,每天一起出门、回家。孩子毕业,她也离职了。

  对做过的几乎所有工作,她都没有“喜欢”过。唯独有一次,她在一家日式餐厅做服务员,喜欢隔着玻璃看厨师做寿司、刺身,摆盘时点缀上雕好的萝卜花和一小片叫不出名字的绿叶。

  尽管工资只有2000多元,但她觉得有意思,“能学新东西”。刚待一个多月,两个孩子轮流发烧,她照顾孩子还要上班,也病了,不得不辞职回家。

  正式工辞职要“扣这扣那”,还要打好提前量。林月习惯打临时工,做一段时间就回家,辅导孩子考试、准备过年过节。

  冯家淇的丈夫常出差,有一次连续4天,一个孩子总在夜里发烧,她哄另一个先睡,叫亲戚帮忙照看,然后抱上发烧的那个去医院输液。

  此次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采访的所有女工都表示,遇上孩子放假、两人又都在工作的时候,夫妻之中,总是女方请假回家。

  林月坦白地说:“如果我赚得更多,一些事就让他去忙活了。” 但这些年,只有在食品加工厂加班做计件工的那一个月,她曾赚得比丈夫多。

  重返

  2020年,冯家淇听朋友提起,附近有个工厂,很适合像她这样的“妈妈”。她再三问,“只用工作8小时吗”“可以随时请假吗”,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她前去应聘。

  这家企业是广东中山悦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,一家成立10年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。它的“妈妈岗”车间,有3条生产线和229名女工,年轻的20岁出头,也有超过50岁的。

  她们装机芯、贴绒布、打螺丝、焊烙铁、戴耳机测音、套袋打包装,每天工作8小时。企业生产的音响贴上飞利浦、海信、哈曼卡顿等品牌的标签,销往欧洲、北美洲。

  女工们拥有“请假自由”,可以随时请产假、带薪年假和旅游探亲假。“妈妈岗”和其他岗位同工同酬,福利相当,月工资3000元左右。

  厂里的“妈咪小屋”摆着微波炉、冰箱和沙发。 图书室里有《如何预防孩子跌倒》,也有《中国财富梦》。工人的孩子可以进图书室看书、写作业,宿管会帮上班的妈妈照看。10月的一个周末,两个小女孩开心地在活动室打乒乓球,她们的妈妈是工友。

  这家企业的人事助理邝转娣回忆,几个月来,几乎每天都有女工来应聘“妈妈岗”。这些人来自附近村镇、市区,也有外地人看了新闻找过来。有个村子来了十几个女人,有女工和丈夫、弟弟、弟媳同在厂里,还有的女工已当上祖母。

  冯家淇在这里重新开始工作。她扎马尾,常推着零件行走在车间,给流水线备货,职位是“助拉”,比普通女工高一级。

  傍晚5点30分,下班铃声响了。林月从座位上起身,打卡出门。几分钟后,车间就空了。这些女工赶时间,大多数人要骑上电动车去幼儿园接孩子,5点放学,晚接1小时要多花10元。

  2020年,黄春花也来到这条生产线,为音响主机贴操作指南,给机箱底部贴防滑垫,每天重复几百次。午休时,她会和工友们点奶茶喝。几个人聚在一起,砰砰砰地用吸管戳破茶杯封口。黄春花把附近新开的店都“探”了一遍,重获“奶茶自由”。

  对于“不工作行不行”这个问题,这些女工的答案都是“不行”。有人说,女人不能连买卫生巾都找人要钱。

  在这家工厂,车间里也有不少女性,等孩子大了,复工时已人到中年。舞蹈室里,一群外地女工常在周日晚上来跳两小时。有一个名叫李小新的女工,穿豹纹衬衫、黑色百褶裙和白色厚底“老爹鞋”。她45岁,戴彩色的发卡,跳舞时甩着马尾辫舞动裙摆,“为了那种青春靓丽的感觉”。她婆家在广西,养大了3个儿女,才决心出来打工。

  她回忆,上一次跳舞还是没做母亲的时候。

  向京艳的厂如今有3个车间。武汉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,她把工厂搬到远离城区的黄陂王家河,厂里有女工通勤不便,向京艳让她们居家工作。

  她把原材料备好,量大的开车送过去,量少让女工自己来取,三五天做完一批来交货,再领新的。

  有人在家里买了价值几千元的缝纫机。一个女工告诉向京艳,自己早晨起来,送完孩子上学,把菜买来择好,米放进电饭煲,汤炖上,就开始踩缝纫机。

  这种灵活的方式没有影响订单完成的效率,此后,求职的女工如果离厂较远,向京艳就让她们直接在家里做。她给女工们买了保险,准备了红色的工服,寓意“红红火火”,希望她们永远告别“手心向上的日子”。

  她把七八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厂区的墙上。这些口号是向京艳和妹妹想出来的,一共列了20多条,她念给女工听,大家叫好的就印出来。

  她最满意那条“独立的女人,靠自己才是女王”。发工资日她转账给女工,有人回她,“谢谢老板让我成为女王”。

  缝纫机在厂房里运转,布料经这些“女王”的双手,变成一套套校服,运往全国各地,以及日本、老挝、新加坡。

  对接

  近几年,在广东的不少乡镇,招工难已成工厂面临的普遍问题。过去,为了给悦辰招人,邝转娣和同事去热闹的集市摆摊,结果无人问津。

  2017年,公司副董事长余清听人说,附近有个村,不少“妈妈”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就把她们招进厂里,负责相对简单的产品装配,每天工作8小时。

  消息传播出去以后,车间的“妈妈”变多了。为了应对难以避免的“请假”,厂里用上了“全能工”制度,培养随时能“顶岗”的机动工人。

  3年以来,10多个人的“妈妈岗”慢慢延展出一条生产线,又形成专门的车间。目前,这家企业一线员工有700多人,女工占七成,“妈妈岗”占三分之一。

  这些女性珍惜工作机会。冯家淇在厂时几乎从不闲着,给流水线备好货后,她常帮临时请假的工友顶岗,整理车间里散落的物资。

  2020年,这家电子企业的产能逆趋势增长了68%,企业干脆缩减了劳务工数量,把更多名额用来招揽“妈妈”。“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,我看是大半边。”余清说。

  中山市妇联的微信公众号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招收“妈妈岗”的企业信息——各镇街妇联定期收集有就业需求的女性信息,对附近企业能提供的岗位。

  今年截至目前,他们已统计98家企业2000多个可弹性工作和柔性管理的岗位,比如,童装厂里的打边员、塑胶制品公司的跟单员、保险公司的政保专员等,帮助近500名女性实现灵活就业。

  中山市妇联二级调研员刘浴平记得,10多年前,妇联为帮妈妈们增加收入,主推“大嫂工作坊”,定期给村镇妈妈提供手工活儿,剥开坚果、给牛仔裤剪线头……最近看到悦辰设置“妈妈岗”被报道,她很困惑,“怎么就成了热点了呢”。后来她想,因为现在生育政策调整了,生育带娃的宝妈需求增加,全社会也许都需要增加这些岗位。

  有媒体报道,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,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 55位,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如金砖国家相比都处于高位。今年9月,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,目前中国女性人口超过6.88亿,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。

  中山市港口镇妇联主任陈丽华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“妈妈岗”的设置源于企业,没有来自政府的额外补贴,用工模式也只能模仿,不容易复制。她接触过不少企业,一些私营企业订单时间紧,聘用可能忽然请假、离职的“妈妈”,风险较大。还有的企业,女工工作日上不满8小时班,还要给她们买全额社保,负担不起。

  余清解释,悦辰有研发线,是开设并增加“妈妈岗”的底气。赶时间的订单,可以尽量和客户协调,从采买等环节上提前运作,通过管控整条生产线提升效率,让加工时间相对从容。

  在武汉,最初开办工厂时,向京艳常常在厂里等一天也等不到一个应聘者。年轻人大多青睐更自由的服务业,不想上流水线。

  向京艳的服装工厂有计时和计件两种薪酬制度。女工只要请假,空闲时都会自觉补上工作量。有人早晨6点来车间,也有人自发加班晚走两三个小时,节假日只休半天。

  开工厂的最初几个月,向京艳都在亏钱。如今,她的盈利主要靠电商部销售,“工厂只是保障货源”。

  附近有工厂也缺人,承诺一天给150元工资,挖她的“妈妈工”。不到一个星期,走了的女工又都回来了,说好的工资停发了。有老板告诉向京艳,用同样的模式,自己一个月要在一个人身上亏1500元。

  近年来,全国各地也有零星“妈妈岗”尝试。浙江一家企业11年前开始招揽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和军嫂,工作时间弹性管理。江西崇仁县的服装、雨具等企业瞄准“陪读”妈妈,在学校附近办“社区车间”。山东某食品企业、江苏某时装公司设立“妈妈班”,排班作息按照子女上学时间进行。

  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,43.9%的企业没有任何针对女性的政策和福利,只有14.5%的企业为女性设有弹性工作制。

  能提供大量“妈妈岗”的工厂在全国还是少数。这样的工作最适合居住在附近乡镇的女性,外地人的辞工率较高。

  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,总有一些辞职理由令人心酸——孩子去幼儿园不适应,家人生重病,老人年纪大了……这些时刻,总是家中的女性迎上去接应。

  自我

  一个多月前的国庆假期,向京艳看到女工在群里发视频,几人相约出门唱卡拉OK。她们说,辛辛苦苦地赚了钱,怎么也要去享受一下。闲暇时间,也有人在群里喊,“逛街去不”。她记得她们原来说过,自己的收入几乎全给了孩子和家庭。

  邝转娣开玩笑,女人做了妈妈后要身兼多职,当员工、做清洁、会育儿,好像一夜之间都要学会,还只拿一份工资。

  当母亲之前,冯家淇总能挤出时间和朋友聚会,不看时间,说走就走。如今,她想吃宵夜,要等小孩熟睡,终于出门却发现附近的店都关了。她有工友3年里生两个孩子,做5年全职妈妈。辞工在家的日子围着孩子转,哺乳、陪玩、做饭、哄睡,然后是打扫卫生、洗衣服,夜里10点多躺下,一天就这样过去。

  “肯定是要去适应孩子的时间,不可能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。”冯家淇感叹。

  但她从不后悔用大量时间陪伴孩子长大,小儿子才4岁,已经跟她表达过很多次“我爱你”。她下班回家,孩子会跑出来给她拥抱,她加班晚归,孩子会主动问她吃饭了没。这是她觉得“值得”的时刻。

  但没一个母亲是全天候的。一个月里,林月的孩子们总要吃两三回外卖。她给两个孩子都买了电话手表,方便随时联系。她给孩子叫过网约车,联系好亲戚在终点等候。她也给孩子买了公交卡,教他们自己坐车。

  有一次,她问女儿怕不怕一个人坐车,女儿忽然说起,11岁时,有次去亲戚家,网约车没走熟悉的路线,40分钟车程,沿途荒凉,路灯零星。“通常隔很远就能望见路过的商场,那次一直没有看见。”

  小女孩心里紧张,她偷瞄司机的导航屏幕,发现是爸爸将目的地打错了一个字。改过来后,司机拉着她重新出发。回家后,她一直把恐惧藏在心里,直到母亲问起。

  林月总说,自己“来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”,没太多选择。她的另一位工友常在流水线上和她打招呼,后来再没出现在厂里。后来她看到消息,是对方在朋友圈发布筹款链接——出租房里发生煤气爆炸,房子烧了近一半,人躺进ICU病房。

  林月有同事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作为旅行支出,她不敢。来中山20多年,她觉得自己还没融进这座城市。她买不起房子,几乎没什么存款。小孩慢慢长大,她感觉和原本一样一无所有”。

  她和丈夫都是外地人,没有“积分入户”需要的各项证书,没能为孩子拿到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。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几万元,孩子们快毕业了,学校组织假期夏令营,一个星期1万元,几乎没思考,她就放弃了。

  两个小孩成绩差别大。林月有时候自我质疑,小儿子成绩不理想是不是因为她又上班了,没能全职陪伴造成的。

  在食品加工厂打临时工时,林月同厂的一位正式工也是当妈妈的人,把小孩放在老家,一打工就是七八年,每天早晨六七点上班,晚上九点十点下班,一个月休息两三天,攒够钱在成都买了房。

  那位女工也曾辞职另找工作,不久后又回了食品加工厂。她对林月感叹,这些年一直埋头打工,“钱是赚到了,但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”。

  林月心里想,自己一定不要过那样的日子。在妈妈岗打工的时候,她可以带孩子,去孙文东路的步行街溜达,凑美食节的热闹,赶去小榄看花展,到附近阳江的海边游泳……生活还算丰富。

  对更多人来说,这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一份保障,老了有社保和退休金。李淳常常回顾自己的人生,家里两个妹妹和她一样读到高中,没毕业就辍学了。父亲一人种地收入微薄,她们拖欠学费,快考试了,学校见还没缴上不让再去。唯一读到高中毕业的是弟弟,没考上大学,也外出打工了。

  母亲因意外早逝,父亲在她20岁出头时又患病去世。她是家里的长姐,在港口镇勉强站稳脚跟,把弟弟也接来附近照应。她习惯做家里最有话语权的人,发现丈夫不忠,她立刻离婚。“我不靠你穿,不靠你吃,没有再留下的理由。”

  父母从未对她有太高期望,“只盼我能独立地生活”。像大多数女工一样,她希望女儿多读书,找稳定的工作,掌握技术,“不要走我的老路”。她想给女儿提供更多的选择,对女儿说,“女人最重要的是搞好身体和钱包,这是本钱和底气。”

  林月曾收到来自老公好友的夸赞:这个女人多勤劳,在外加班到晚上11点没怨言。但她说,那是自己的选择,是为了实现独立。她已经学会了开车,“不管任何地方,只要我想去,老公在不在身边都可以去。”

  最近,黄春花也在学车。丈夫拥有家里汽车的驾驶权,多数情况下,他每天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,周末只休一天。难得有空闲,他累得只想休息。

  黄春花期待拿到驾照,可以带女儿出门,“想去哪儿就去哪儿,那是属于自己的本事。”

  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林月、李淳为化名)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: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张楷欣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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